纯粹理性本身就是实践的

       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一样, 都是立足于他们生活的时代来研究实践哲学的, 但康德既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又具有反启蒙倾向的一面, 因而德国浪漫主义也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留下了印迹。

       既要服务于现实生活, 又要超越于具体经验行为, 这是康德以道德学为代表的实践哲学的性质, 也是其困难所在。他认为, 以社会为中介, 才能沟通两者, 实践的理想目标才能获得实际的完成。

       康德将纯粹理性作为其实践哲学的基本基础, 以蕴涵于人的理性本身的意志自由作为实践哲学的基本原则, 而反对自由问题上的一切决定论、宿命论和实在论, 从而为人的实践行为提供了一个来自人自身的理性根据。正所谓" 理性的实践应用, 处理的是意志的决定根据" 。这样, 纯粹理性本身就是实践的, 它们包含着足以决定意志的根据; 实践哲学对于有理性的人都是有效的, 它也不来自神, 不来自外在的强制原因, 而就体现在人的生活行为、存在过程之中。

       因为" 实践原理就是包含意志一般决定的一些命题" 。" 实践的规则始终是理性的产物, 因为它指定作为手段的行为, 以达到作为目标的结果" 。

       " 另类审美" :第三只眼看审美文化

       审美文化本质上属于与经典文化不同的" 另类" 文化。相对于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 审美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以及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群体, 都表现出极为突出的" 另类性" 。因此, 相对于中心文化, 审美文化及其日常生活的方式, 终究只能栖身于社会的" 边缘地带" 。对审美文化的" 另类性" 最为敏感的, 当属" 知识分子" 群体, 这是由他们特殊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其实知识分子自身的合法身份与地位本身也是相当" 边缘化" 的。由于" 知识分子" 总是竭力试图将自身同其所生活的周围世界相分离, 以凸显其强烈的自我意识与精神个性; 所以从宽泛的意义上讲, 知识分子根本上属于社会人群中的" 另类" 。似乎" 另类世界" , 才是知识分子的安居之所。

       在社会的呈" 金字塔" 状的等级结构中, 或许本来就没有知识分子的位置。知识分子不同于社会大众, 他们既无法以阶级的名义登上塔顶, 也不甘久居社会底层, 因此他们只能自说自话地担当起世界代言人、守护神, 或者看门人的角色来。不仅他们的身份有待确定, 就连他们的社会职能也是含糊不清的; 但他们却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 以及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但似乎又格格不入的" 另类感" 。他们习惯于" 批判" , 包括针对他们自身的批判; 他们更对整个世界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但原则上并不包括" 思维着的" 自己" 我思, 故我在" 。所以知识分子可以构成世界中的一个" 另类" , 如果不是" 异类" 的话。总之, 他们将成为关于世界的一个特殊" 视界" , 无论是社会的批判者还是不合作者。社会大众则不然, 现代市场经济与商品社会, 将民众变成了" 大众" , 但他们依然安居于社会金字塔结构的基座。金字塔的尖顶, 也是他们能够想见的去处; 但他们既然拥有属于他们的生活, 就决不觊觎不属于他们的生活, 或存有过多的非份之想。虽然他们没有" 另类" 意识, 但有时却也难免被认为是不具合法性的" 异类" 而遭排斥, 比如在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眼里。尽管如此, 社会大众并不特别敏感于自己的社会地位, 却只对由现代工业社会以及消费文化为他们提供的生活空间, 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向往与冲动。但社会大众登上社会生活舞台, 以及大众文化的崛起, 毕竟是当代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大众, 依照经典的定义, 是由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方式和消费性生活方式" 制造" 出来的; 反过来, 大众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性的条件和保证。社会大众的庞杂性、流动性、以及在商品经济和市场条件下作为最大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群体的特征, 使得满足于社会大众最多样化需求的文化形式脱颖而出。他们成了启动社会需求与经济增长的最大力量。他们的世俗欲求和消费的需要, 甚至可以迅速地将整个社会导向一个非理性的、平均散布的状态。于是适应大众生活需求和文化品位的大众文化以及大众的审美形式就应运而生。或许也正因如此, 作为社会大众文化实践产物的大众文化与审美文化, 在知识分子看来如同猛兽, 是相当" 异类" 的。实际上, 大众文化与审美文化的操控权, 始终牢牢掌握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与工商业利益集团的手里; 而关于它的解释权, 却多半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问题是, 社会大众作为一种文化" 积聚物" , 一旦从现代工业社会的" 潘朵拉" 盒子中逃逸出来, 整个社会的既有格局的平衡也许就被无可挽回地打破了, 也许这就是知识分子眼里的社会大众及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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